“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垄断应对三大矿山的垄断。”在他看来，目前三大精密钢管商是垄断企业，日本韩国都是统一的，但惟独我们的进口商却都是分散的，各自为主的，正是这样的不平等令我方在谈判中永远处于被动。
　
　　他把精密钢管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在中国自身，特别是在于谈判主持者在形势判断和战略选择上的失误，包括没有尊重供求决定价格的基本原理，对中国精密钢管市场供求，特别是需求预测屡屡失误，去年目标过于冒进，且片面强调了“中国模式”等。
　　“总而言之，就是不了解市场规则，试图用计划经济的老办法，解决精密钢管市场中的矛盾。”“中国有一些钢铁企业不注重利润，不挣钱也要生产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放大了精密钢管需求，抬高矿价。”他强调，钢铁和精密钢管市场要坚持市场经济，中钢协应退出谈判，由市场机制去主导谈判局面。
　　“用中国的垄断对付国外的垄断”，我不赞成这样的做法，”这样的做法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。钢铁企业内部肯定有协商，有通报，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，我想企业老总自己足够聪明，只要钢协不管这个事儿，放权，钢铁企业自己会很好地解决的。
　　“长协存在的条件必须是内部统一的情况下才能跟人谈长协。而目前中国目前的局面，长协价早就不存在这个基础了，只有从体制深层去改变。”更加详尽地解释了自己的‘想法’：中国可以考虑变相回到加入W T O以前的体制，建立一个负责精密钢管进口的贸易专营权组织。这个组织就像原来的五矿集团，统一谈判、负责进口有色金属、钢铁等。这样，中国精密钢管的储量、钢铁产量，精密钢管厂家的利润水平、精密钢管的具体需求量等都被隐藏起来，中国就能在谈判中掌握主动。
　　同时在利益平衡以及相互监督上，这个专营权组织同样可以采用五矿的股权分化，向全国大中型国民企业(国有、民营)进行股权分化。也就是说，贸易专营权组织不是某一家企业，而是由多家企业组成，代表整个的国家利益负责进口，然后在内部完成分配。
　　“钢铁就是工业的粮食，对钢铁实行专营权，实行计划经济式的‘垄断’行为，实际是针对全球垄断所必需的，不然我们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巨大损害。”
　　除了对精密钢管统一进口外，须进行钢铁储备等的国家配套政策。如果在钢铁低迷期时，库存更多的钢铁，中国就能够从容应对精密钢管需求的大增。